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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着一枚金质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这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获得的唯一国家级奖励，也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我的父亲郭松林，1945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中在陈毅司令员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当兵，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5次立功。全国解放后，他被调到济南军区后勤部七八九军需仓库任运输助理员，期间，因多次出色地完成军需物资调运任务又3次立功。1955年，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这枚解放奖章，是1956年3月由济南军区颁发的。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解放奖章，是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决定中，关于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进行表彰其中的一种奖励。奖章证书为红色硬皮小本本，封面正中国徽图案的下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奖章证书”几个字;内瓤父亲的照片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钢印;奖章号码是65504，命令发出时间是1956年3月15日，命令编号为济奖字014号。

 

父亲因文化低、任职年龄偏大及身体状况不佳等原因，于1958年他39岁时转业到山东省齐河县水利局工作。父亲十分珍惜他的荣誉，把听党的话、服从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让我母亲及我兄妹三人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以减轻国家负担。1966年，因他体弱多病，组织上批准他退休，1982年4月改为离休。

 

为照顾我父亲就医及我们兄妹读书方便，父亲退休后组织上把我们全家安置在离老家6里的扶沟县韭园镇政府（当时称公社管委会）所在地定居。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因父亲很早离家，又是从外省回来的，人们对他不了解，尤其是学生红卫兵，看他不工作还要领取高于当地多数在职干部的工资（退休金），便以不劳而获为由要对他审查。开始父亲还不以为然，后来红卫兵们闹得很凶，要搜查我家，看有无可疑的东西。他们搬走了父亲的半导体收音机，怀疑是电台，最后从父亲的箱子底层搜出一个红布包，展开一看，是父亲的预备役军官证及一枚解放奖章和几个功劳证书。父亲诚恳而又严肃地对红卫兵们说，收音机你们可以拿去听，但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几个红卫兵头头耳语了几句，也许是出于对立过战功的人的敬仰，马上改变了态度。他们最后把收音机也还给了我们，此后再没来纠缠。

 

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从不愿闲着，每天都背一个粪筐，沿路拾粪。粪筐满了，遇到集体的粪堆就倒，也不管是哪个生产队的，直到病重，从没间断过。父亲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光荣的过去，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功臣，只知道这个甘尽义务的拾粪老头，曾经在人民军队里当过兵。

 

父亲十分怀念他的军旅生活，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军人。自转业后，一套50年代的人字呢尉官服，只在每年的“八ー”建军节时才穿一天，过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好，直到1982年6月病故。临终前，他对我母亲说：“把那套军装作我的送老衣裳吧，我还是个军人”。他让我母亲把他的功劳证逐一拿给他看，每次看到解放奖章他都异常地兴奋，久病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有时眼角上还挂着泪珠。父亲对我们说：“和牺牲了的战友们比，我是幸运的。这功劳和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死后，你们只要生活上过得去，就不要给组织添麻烦。”父亲病故后，我母亲一直是按有关规定领取遗属补助,从没有向政府要过任何特别照顾。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38个年头了，他当时的年龄并不算大，只有63岁，是胃癌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知道癌症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只在安阳肿瘤医院治疗一个月，就让拿了一点药回到家静养。父亲从查出病到故去还不足一年的时间。

 

父亲病故后，我去山东姥姥家省亲，顺便去了一次父亲的老部队、位于济南市郊区的七八九军需仓库。一提父亲的名字，我父亲的老战友、已经离休了的仓库主任韩庆仪叔叔对我格外亲切。他说：“你父亲不仅在解放战争中是功臣，也是当时我们全仓库干部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工作踏实，忠厚能干，是个老模范。抗美援朝时你父亲承担着前线军需物资的调度任务，有时任务紧了，他连续工作十几天都不休息。我当时是医生，他累得病倒了向我要几片药，仍不下岗位。”

 

父亲一生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退休前只是行政19级干部。然而，他是满足的，因为在他的生命里曾迸发过奉献的火花，实践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面向党旗立下的誓言。

 

如今，父亲的解放奖章由我收藏着。看到它，我就想起父亲，想起我小时候他给我讲过的那些他和他的战友们为着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故事。我要把它作为传家宝，以激励自己，教育后代。

 

今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纪念日，我写了此文，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作者   郭建华